游工业园观后感

建筑师刘家琨为“蓝顶实践”所绘制的“天原图”， 颇具古风。农田和村舍疏落散开，间中是被汽车围绕的一块公共区域，房子不高，有院落相围，隐身在田地之中，“是在城乡统筹下建造艺术家村，同时对乡村的自然风貌进行保护的有趣案例。”
　　从9月29日到10月30日，成都双年展中，工业文明博物馆承担了首次国际级别的建筑展。
　　“物我之境：国际建筑展”成都进行中
　　“我认为这次展览提供的是一种思路，而不是设计。而这种田园城市的思路，不仅仅是为成都而设。它创造了让人们更好地去设想理想城市状态的可能性。”
　　 ——支文军
展场底楼左侧，用数据、图表、案例呈现的是城市规划理论中的特定名词“田园城市”。
　　该理论从1898年被英国20世纪著名社会活动家、城市学家、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后历经一百多年演变。即便是一百多年后、在完全不同的当下中国语境中，霍华德的理论仍足以打动人心。在其名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中，他这样写道：“事实上不只存在两种选择，像固定思维那样——城镇生活和农村生活——而且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在这里，最富活力和积极性的城镇生活的所有长处以及农村的所有美景和欢悦，可以获得完美的结合。”
　 19世纪末，英国正在经历工业化带来的城市迅速发展，出现了住房拥挤、环境逼仄问题；农村虽有开阔的田野、新鲜的空气，但缺乏工作岗位和社交生活。为了解决两者矛盾，霍华德提出城市群模型：城市由中心城市和若干个较小的外围城市构成，它们之间则用森林和农场隔离，城与城之间则用铁路连接。这一经典模型在日后的演变中对卫星城、新城等规划理论影响巨大，也饱受诟病。主导梳理“田园城市”理论文献展的同济大学城规学院教授孙施文认为，将工业化时代的理论放到后工业化时代，今人对田园城市的误解不少。“实际上，田园城市不是低密度、每家每户有花园，也不只是建小城市，也不只是一种城市形态。它是一种变革，在当时的语境下更有一种社会公正的含义在。”孙施文说，霍华德理论中一条重要标准是没有贫民窟，民众参与管理也是一大特色。“我们真正应该从中吸取并继承的，是人口的有序分布、城乡优点的结合、美好的环境和允许多样化的城市管理经营方式。”孙施文说。
　　本届双年展无论是艺术展的“溪山清远”，还是设计展策展人欧宁呈现的“碧山计划”，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土地、传统、山水这些古老命题上。无论是精神的田园山水，还是现实中的农村和都市，都折射出中国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某种焦虑和反思。在建筑展中，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重写了鲁迅《故乡》中的章节，名为《新闰土的故事》的作品用连环画展示了这种焦虑。连环画中，主人公和闰土曾经是好友，然而却随着父母去了城市生活，若干年以后，主人公所负责的未来科技城中心区田园计划的所在地正好是闰土世代为农的乡村。最后达成的妥协方法则是在科技城中保留农田景观，让闰土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在这里城市环境中的农田景观成了弥合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措施，然而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失地农民和城市环境下的各阶层如何共处和融合仍然是一个问题。”策展方工作人员刘涤宇评论说。
如果说农业进入城市或者和城市相融合是田园的一种可行方式，解决的主要是高速的城市化中农民的身份认同，那么对于习惯了都市的便利的城市居民来说，田园又意味着什么？
竖立在展览入口处的一小片正方形的白色“竹林”或许能够反映出都市人对于田园都市的想法。这件由集合建筑呈现的作品由白色PVC管做成，创作者之一的建筑师卜冰和同伴向参观者分发马克笔，鼓励大家在“竹林”上书写对于田园的感想。“小鸟儿在歌唱，花儿在开放”、“采菊东篱下”、“今天天气真热啊”，这些朴素的语句道出的是大多数都市人对于田园的看法——景观、生态、绿色。另外，还有不少参展的项目和设计针对的是如何在城市中引入绿色景观、生态自然，并关注如何将这些元素和城市架构互相融合。
建筑师童明就认为，城市的扩张并没有为人们带来理想的生存空间，“21世纪的现实已经不能允许人们在乡村中建造田园城市，而只可能在城市的缝隙中谋求绿色空间。”那么怎么做？尤其在城市中心已经被过度开发的上海？童明建议，可将目光投射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大批工人新村，因为当时的房屋材料寿命只有50年，这些新村无法被更新，却可以成为绿色田园的附属地块，当然前提是“克制住贪婪的本性，能够不在其中植入过多的开发行为”。
　 在设想和概念以外，展览中呈现的还有几个颇为成功、比较接近田园城市理想的案例，其中有来自成都本地的刘家琨团队、台湾宜兰的“田中央”团队。“田中央”团队负责人黄声远介绍自己的项目时像在念一首诗，他说：“路窄一点人才可以相遇，灯要暗一点鸟才可以休息。”不长的PPT里面有一张照片让人艳羡——建筑师跳入宜兰河道中，在清澈的河水中游泳。然而，事实上，要达成这些目标需要时间。他们的许多案例经历多年，有时候没有了经费就搁着，再过很久有了经费就继续，原则是从“田中央”出发，做的设计从宜兰当地的生活细节入手，让每个建筑和街区像自然生长出来一般，不想让宜兰成为笨拙的城市的附庸，而是一个聪明的乡村。和“田中央”不同，刘家琨指导的“蓝顶实践”(蓝顶是一地名)则是一群艺术家到村镇中引起的一场共生。负责规划这片场地的知名建筑师刘家琨索性用一幅颇具古风的平面“天原图”展示这种共生的场面——农田和村舍疏落散开，中间是被汽车围绕的一块公共区域，房子不高，有院落相围，隐身在田地之中。
“我们要说的是，从蓝顶为契机的很大一片地方的发展的事情。”刘家琨说在阐释这个由艺术家发起、政府之后介入规划的实践时说，“我看到它不是城里人降临到一片乡村去做的事情，它也不是把原住民赶出去强制性围一块地来做的事情，它是一个混生的状态，你长一下我长一下，你变一下我变一下。”这个实践的目标则是创造出“山水田园，鸡犬之声，艺术创意，时尚前沿”共处的生机盎然之景色。村民对此也颇为欢迎：“艺术家进来以后，周围的村民的房子都可以租给艺术家，又有机会打工，大家都很高兴。”无论是从艺术家自发的集聚地发展而来的蓝顶聚落，还是台湾建筑师黄声远一头扎进宜兰，抑或是建筑师马清运去祖籍所在地、盛产美玉的蓝田种葡萄制红酒，都隐含着一种自然生长或者个人选择的理想主义色彩，和自上而下由规划达成的图景相去甚远，也不具备可复制性。然而，这些确实提供了实现田园城市理想的某种可能性——从自然生长和个人选择做起。